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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規律及其政策取向

      2017年11月23日15:55    

      科學認識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既是深刻認識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關鍵,也是做好新時代全局工作的基礎和前提。

      科學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需要說清楚兩個基本理論問題:一是我國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的理論依據是什么?二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但為什么沒有改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

      勞動資料的狀況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力性質的最主要標志,也是劃分經濟發展時期的主要標志。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進入不同時代,不同時代必然帶來社會主要矛盾轉化。

      1.抓主要矛盾是我黨長期積累的基本經驗

      抓主要矛盾,這是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形成的基本經驗。毛澤東指出,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確立后,黨的八大就明確指出,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從而需要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后,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重新確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形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等基本路線、方針和政策,引領我國經濟取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創造了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史上的“中國奇跡”。不僅如此,在實現高速增長之后,特別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下,我國經濟仍保持了中高速增長,2013—2016年平均增速達7.2%,改寫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日本、韓國等經濟體雖然也實現了一定時期的高速增長,但結束后都進入了中低速增長的軌道,如韓國1992—2007年平均增速5.68%,2008—2015年為3.11%,而日本1974—1991年平均增速4.09%,1992—2015年僅為0.8%。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改革60多年的經驗和教訓證明,只有對社會主要矛盾做出及時、準確和科學的判斷,才能明確方向,并制定出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引領我國建設、改革和發展不斷取得新成就。

      黨的十九大報告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變化新特點新要求,遵循生產力發展的基本規律,適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切期待,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判斷,必然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指明方向,明確目標和任務,從而引領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分兩步走在本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2.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基本規律

      科學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需要說清楚兩個基本理論問題:一是我國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的理論依據是什么?二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但為什么沒有改變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

      馬克思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揭示出了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社會主義同樣也是一個從產生、發展到成熟的發展過程。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整個歷史長河中,社會主義會因為生產力的發展狀況不同而必然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正如資本主義經歷了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等不同階段一樣。我們黨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后生產力發展的基本狀況,提出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判斷,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可能要經歷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或成熟階段的發展進程。這三個不同發展階段的區別,既有生產力發展狀況的不同,也有由生產力決定的生產關系的不同,比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就與馬克思設想的成熟階段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同。所以,判斷社會主義究竟處于初級階段還是成熟階段,不僅要看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且還要看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狀況。由于生產力是最活躍的因素,而生產關系則是相對穩定的,生產關系并不隨著生產力的每一變化而變化,只有當生產力的發展受到舊的生產關系的嚴重阻礙時,新的生產關系才會產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生產力的發展水平雖然達到了新的高度,但還遠沒有達到需要改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關系的水平,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關系還能夠大力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和保護生產力。這就需要我國繼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這就決定了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過程中,雖然生產關系是相對穩定的,但生產力卻會不斷地發展和提高,從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會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形成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明確講到,“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勞動資料的狀況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力性質的最主要標志,也是劃分經濟發展時期的主要標志。這里明確講的是經濟時代的劃分,而不是社會制度的劃分。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依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把自由資本主義劃分為協作、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三個不同發展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過6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由此決定的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不同發展階段。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或時代,由于人民的需要無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會有所不同,社會生產的發展狀況也會有所不同,人民需要與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就會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和內容,這就決定了社會主要矛盾必然會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而發生新的轉化,從而形成了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進入不同時代、不同時代必然帶來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變動規律。

      3.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科學內涵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與此相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也必然隨之發生轉化,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過60多年的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我國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地位,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標志著人民需要從追求數量階段轉向追求生活品質的新階段。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從恩格爾系數來看,2016年我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0.1%,接近聯合國劃分的20%至30%的富足標準。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食品消費開始從吃飽吃好更多轉向吃出品味和文化,據尼爾森2016年11月發布的消費者報告顯示:我國東部地區有50%的消費者選擇外出就餐。二是從國際發展經驗來看,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后,消費者對衣、食、用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消費轉向追求品種、品質、品牌,注重安全、健康等。2016年5月30日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開展消費品工業“三品”專項行動營造良好市場環境的若干意見》要求開展“三品”專項行動,到2020年,品種豐富度、品質滿意度、品牌認可度明顯提升,適應消費升級的需要。麥肯錫2016年3月報告也顯示,中國50%的消費者表明自己追求優質產品,消費者的選擇正在從大眾產品向高端產品升級。三是從居民消費升級的演進規律來看,我國居民消費將更多地從生存型升級到發展型和享樂型,如2013—2016年,居民用于文化娛樂的人均消費年均增長11.5%;人均醫療保健支出2012—2016年年均增長12.6%;國內、出境旅游人次2012—2016年年均增長分別為10.7%和10.1%。

      第二,人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表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越來越廣泛,越來越具有多樣化、多元化的特征。例如,在2013—2017年期間,人民網每年都會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對“民眾期待什么?”進行調查,五年來的調查數據顯示,人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強烈,2013年列出的網民關注的十大問題分別是社會保障、反腐倡廉、收入分配、住房保障、醫療改革、穩定物價、食品藥品安全、法治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國防建設;2014年食品藥品安全上升到第三位;2015年收入分配排到第一;2017年反腐倡廉排在第一,然后分別是社會保障、醫療改革、就業和收入、教育公平、住房、環境保護、公共安全、依法治國、脫貧攻堅。五年來,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問題都位列其中。

      第三,社會生產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發展得不平衡,即表現出結構性矛盾。一是產業結構低端化,服務業所占比重低于同等發展中國家大約10個百分點以上,傳統制造業占制造業的比重高達80%以上,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相當于美國的1%左右;二是城鄉結構二元化,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2016年仍為2.72,收入差距較大;三是區域結構多元化,尼爾森2016年11月發布的消費者報告顯示:東部地區進入提升品質階段,而西部地區仍處在滿足基本生活階段,區域差距較大;四是人與自然結構的異化,資源環境已經達到或接近承受能力的上限,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這些重大經濟結構的發展不平衡,必然導致供給與需求之間的不平衡,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有效滿足。

      第四,社會生產相對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還發展得不充分,即表現出總量性矛盾。一是從人均GDP來看,我國目前只有8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國家分類,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因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而且還將持續較長時間。二是從GDP總量來看,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大約到2030年左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強國,當年美國GDP總量超越英國后,經過50年左右的努力后才替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所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并存和斗爭還將長期存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沒有最終充分發揮出來。

      第五,在結構性矛盾和總量性矛盾兩方面,結構性矛盾更為突出和關鍵。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我國居民的消費結構已經轉型升級,進入追求品質、品牌、安全、健康的發展期,而社會生產的供給結構優化卻相對滯后了;二是我國的發展階段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優化經濟結構的攻關期;三是總量性矛盾的性質已由低端產品和服務的供給不充分轉變為中高端產品和服務供給的不充分。因此,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

      4.由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所決定的經濟發展的根本任務

      依據以上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科學內涵的分析可以看出,隨著我國生產力的發展,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長,但社會生產卻沒有隨之發生根本性變革,出現了生產和需要之間的結構錯位和總量不足。一方面低端產能和產品出現過剩,據《2016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跟蹤調查報告》顯示,53.1%的企業家認為,2017年我國設備利用率在“75%及以下”;另一方面居民升級型消費得不到完全滿足,導致對海外產品的狂購。這就意味著在我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中,矛盾的主要方面還是生產的發展相對落后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了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根本任務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著力解決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根本出路就是形成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為支撐,以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為動力的現代化經濟體系。

      第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建設現代化的經濟體系,核心就是推進產業結構的升級。這不僅包括三次產業的優化升級,而且更重要的是推進農業、工業、服務業、科技和國防的現代化。這就需要,一是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二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推進技術結構優化升級,促進技術創新從跟隨發達國家向并肩和領跑轉變;三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城鄉結構一體化,促進農業現代化、農村城鎮化和農民市民化;四是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進區域結構一體化,促進形成若干世界級產業群和城市群;五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推進人與自然結構的和諧,形成綠色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六是實施軍民融合發展戰略,推進軍民經濟一體化,促進軍民經濟的互動發展。

      第二,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拉美和東南亞國家制造業不發展不強大,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經濟脫實向虛,是2008年引爆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而德國、韓國等強大的制造業是抵御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重要力量。這就要求我國必須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支持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形成強大的實體經濟。加快建設實體經濟,就需要,一是借助科技創新,為實體經濟提供強大的技術基礎,如按照規劃,我國到2020年,核心基礎零部件和關鍵基礎材料自主保障率達到40%,到2025年提高為70%,這將大大提高我國裝備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通過金融體制改革,確保現代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運用現代金融手段,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血液。三是建設實體經濟,推進科技創新和發展現代金融,都需要強大的人才支撐。當然,實體經濟的發展,又會促進科技創新、現代金融發展和人才培養,實現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的互動和協同發展,形成更高層次、更有效率、更高質量的產業體系。

      第三,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不僅包括生產力的現代化,而且還包括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就要求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一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形成各種所有制經濟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的共生共榮發展新格局;二是深化價格體制改革,特別是生產要素價格、壟斷行業、公用事業價格改革,完善市場機制和市場秩序,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三是深化政府的放管服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明晰政府職能邊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四是構建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建設,推進我國的對外開放從沿海擴展到沿邊沿江;從主要對發達國家開放擴展到對發展中國家開放;從主要是引進來擴展到走出去;從參與全球治理提升到主導全球治理。

      (作者:黃泰巖,系中央民族大學校長)

      來源:光明日報

      (責編:徐玉涵、韓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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